2.2百般无奈之下的无证开业
1996年，我九游游戏旧版本从美国回到东平老家考察时，县委书记赵传香热情地接见了我。他言语间满含对归国人员的尊重、理解和期待，使我充分感受到了家乡父母官的亲民作风。有一年的春节，东平县的领导还到济南看望我，我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。虽然是九游旧版本下载链接小事，但看得出家乡人对我很重视。
家乡人对我的支持并不是盲目的，记得在筹划建院前，东平县人大主任赵庆森到美国专门看望和考察了我。当时在美国，我已经有着优越的生活条件，赵主任回国后，给东平县委领导班子写了长篇汇报，主要是肯定我的做人做事。
由于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，我的医院很快就立了项，并划拨了土地，开始是计划拨12亩，后来逐步扩大到80亩，用了近一年的时间，完成了一期工程，建起了一栋门诊加病房的小楼。
1998年3月28日，泰美宝法肿瘤医院终于矗立在家乡的田野里。医院配备有世界先进的模拟定位机、直线加速器、全身X光刀等高科技医疗设备。
20世纪90年代，国内整体的医疗水平还很差，仍处在一个听诊器、三大常规化验的原始状态，农村太需要有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医院。当时，在整个泰安地区都缺少设备，连泰安肿瘤医院都没有加速器，我的医院设备是先进的，具备了开业的基本条件。
但是办医院执照费尽了周折，县卫生局按照管理条例，可以批准我建设医院，而申请开办“肿瘤”医院，县卫生局却不同意。副县长前去做工作，表面上同意了，却推到了上级卫生局审批，审批材料报到了泰安市卫生局，终于派人来验收了。验收是认真的，我理解他们，工作就要认真。一次验收，二次、三次都不合格，总之，我们是改不完的问题，所以就一直没有拿到执照。
他们真沉得住气，我可不行啊，我的员工已经上岗，病人已经住院，癌症病人没有时间等啊，等待就意味着死亡，我那个急呀，我几乎天天跑卫生局，几乎都到了求的程度，仍无结果，我好无奈，好无助。
记得当年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时，我们留学生受到了接见，我也参加了欢迎晚宴，我还是晚宴的主持之一。江主席说：“国家富强离不开海外华侨的支持，回家创业是党的政策。”听了江主席一席话，我心里就更有底了，宴会上，我送了江泽民主席一条绘有中美两国国旗图案的领带，象征着中美之间的友谊，当时美国《华文报》做了报道。那领带是我到美国一家知名的服装公司定制的，是由设计师普利茨专门设计。
好在我已经很明白国家大政策，倒也不怕什么，既然营业执照没有消息，等待也不会有结果，只好着手开业事宜，开业前还反复与时任县长宋鲁同志商量，决定于1998年3月28日开业。
开业那天，我邀请了山东省侨办主任商振永，滨州医学院院长李武修，齐鲁医院院长杨兴季，泰安市副市长李东，副市长孙承志等领导，参加了医院的开业典礼。
同时，我还请来了北京的一些老师，有北京中日友好医院的周伟主任，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的殷蔚伯教授、余子豪教授和徐国镇教授。
时任卫生部部长张文康、时任山东省长李春亭还来电表示了祝贺。
时任县长宋鲁在开业典礼上做了发言，参加典礼的有泰安市侨办主任桑新华，东平县部分局长、副局长，包括卫生局局长。还有我的许多朋友、同学。
在开业典礼上，我说：“今天我们只是一个小医院、小团队，十年后要成为一个抗癌大军，走向全国，走向世界。”
那天，长长的乐队站在路的两旁，整齐地排成两排，百姓们成群结队地涌进医院，将医院门口堵塞了两小时。
其实，无照开业是被迫无奈，逼上梁山了呀。这里倒是离梁山很近，梁山就在东平湖的西岸，过去是属于一个地方管辖区。当今的东平也出过好几位中央领导，有家喻户晓的万里委员长，还有全国第十二届政协委员会副主席张庆黎，他们都是东平人的骄傲。
不给我发执照，我真的很无奈，为了医院、为了职工、为了病人，也只能无证开业了，这在中国民办医院史上，大概是个先例。是不是感觉于保法胆大妄为、大逆不道？可我觉得不是，于情于理我做得都不过分。
医院建设、筹备、征地都与当地政府保持了良好的沟通，也得到了支持和帮助。医院的名字是时任泰安市委书记张庆黎给起的，“泰”取自“泰安”“泰山”的“泰”，“美”取自“美国”的“美”，“泰美”又音同“太美”，而“宝法”的意思是一个宝贝的方法，这又音同了我的名字“保法”，张庆黎书记真有学问，就这样，“泰美宝法肿瘤医院”由此而生。
张庆黎书记很支持留学生回国创业，当时征地办医院非常困难，当我申请贷款找他汇报时，他毫不犹豫地批示：“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，请给予支持。”1998年1月他被调到省委宣传部任常务副部长，在办执照过程中，我没有机会跟他汇报，否则，办执照可能会容易得多。
一个无照经营的民营医院，抗癌战争悄然打响。一个个癌症病人从本县、本省、外省赶来就医问药，新闻媒体上也出现了我办医院的有关报道，记得第一次见报是《泰安日报》，第一次登上电视节目，是山东卫视《天南地北山东人》。
肿瘤博士后回故乡办医院，此事传遍了山东，影响到了全国，病人来自四面八方，治疗效果也不错。可无证违法经营这个事，每天都烦扰着我，心里有些不太踏实，员工们也觉得这事挺麻烦。
一个回国留学生与违法密切相连，一个新的医院却戴着违法经营的帽子，一个被关注的医院却在非法行医，我怎么向社会交代！怎么向病人交代!并且时刻都有可能被执法部门查封，罚款那也是必然的，甚至可能封门停业。我的职工为我捏了一把汗，县人大主任也为我捏了一把汗，他多次为我向有关部门过问此事，我更是为这事苦恼心烦，但始终没有找到切入点，以至于一拖再拖。
医院刚开业，领导班子需要磨合，医生们需要我手把手地带教，每个病人需要我亲自诊疗，我方方面面操心，寸步不离病人，就连晚上睡觉都在医院，在办公室椅子后边放上一张小床对付着，洗澡就更不方便了，要去院外找地方洗。每天的忙碌和生活的不规律搞得我身心疲惫，本来身体很好的我，几乎要病倒，几度没有信心支撑下去，想退也没有退路，想往前走又困难重重……
当时我在美国圣地亚哥加州大学的研究还没有结束，定期还要去美国……那时，把我整个人大卸八块，好像也忙不过来。
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，如果克服了困难就会有成就感。如果同时有一堆困难来包围你、攻击你，也许会被打败。但我的心理承受力比一般人强点，从小也养成了不服输的劲头，虽然这次非常难，新建的医院不成熟，又遇到这么多的坎，真让人有些抗不住，但我心里暗暗劝自己：我决不言败。
那一年，我在中美之间来回地飞，飞了50多次后，觉得实在忙不过来，最后下定决心放弃一个，全心打理另一个，我不能熊掌鱼翅兼得啊。那时美国有一位朋友在圣地亚哥当副教授，叫郭亚军，在上海某军医大学兼职，中国和美国来回飞，他是第一个享受“哑铃式”服务的。他可以这样做，是因为他在上海的军医大做研究，在美国也是在大学做研究，没有太多的杂事，可以熊掌鱼翅兼得。我不行啊，中国的事我决不能放弃，我所追求的梦想就在这个医院里，追求的临床治癌研究也在这里，那只有放弃在美国的事业。说心里话，真有点舍不得。
在美国，我的心已经飞回了祖国，我从单纯的基础研究跳了出来，从一个细胞、一只小鼠，飞跃到了一个人，确切地说是一个人的器官、一个人的整体。我的思路从全身的化疗转到局部肿瘤的化疗，确切地说，是转到了肿瘤内部的化疗，从癌症“黑洞”的外围到了内部消灭的时刻。
我的心归属感极强，这颗始终没有随着飞机在美国着陆的心，没有随着美国绿卡和别墅到手而在美国安居下来的心，要在祖国着陆，要在祖国安居。随着我的心和我的身在祖国的时间越来越多，现在终于决定：辞去美国助理教授的工作，全身心地打理我在中国农村的医院了。
完成了我人生中的又一个转变，我轻松了许多。
我天天工作在我的医院里，病人见了我就像见到了亲人。病人的欢声笑语是对我最大的奖赏，一个个病人经过我的治疗好转、缓解，看着他们悠闲地在散步，在下棋，在聊天，我由衷地高兴。
这个时期，雷锋精神作为我们医院的文化建设内容上了墙报：
对待患者要像春天般温暖
对待工作要像夏天般火热
对待歪风邪气要像秋风扫落叶
对待癌症要像冬天般冷酷无情
医院红红火火，而我还在为无照经营烦恼着。虽然每天以最好的姿态迎接病人，但病人哪里知道我心中的愁与烦，他们只知道我忙，还经常看见我外出，外出干什么他们毫不知情。
那段时间新闻界对我特别感兴趣，常登载有关我回农村创业的报道，比较早的是人民日报的《悠悠故乡情》（1999年3月31日），还有泰安日报的《拳拳爱国心》（1999年8月6日）。
有一天忽然来了几位记者（大约是在1999年3月），其中一位叫杨建军，中国青年报社记者。同时来的还有工人日报社的记者，是听说有一位“海归”回乡办起了医院，于是带着许多疑问来了：“在美国的博士后、教授怎么可能回农村创业？学医的又不是学农的，干吗回农村？是与哪个县医院合作的吧？怎么可能一个人办肿瘤医院？”
那天他们一进门，碰巧看到了我与病人在交流，稍后又看到我给病人做治疗。这期间，他们刨根问底，有着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。等我回到办公室里，互相寒暄了一阵子，他们又问了：“创业的钱从哪儿来的？为什么选择东平不选择济南？选了东平为什么不选县城而选县郊？大夫是从哪儿来的，护士是什么级别？”还有我的年龄、婚姻等等，简直就像美国联邦调查局（Federal Bureau of Investigation，FBI）在查我的户口。
被这些记者“围攻”着，我是跑不掉了，诚实的我也不会回避问题，都一一如实回答。越说越多，越聊越投机，也互相比较了解了。当时东平县的穷是有名的，晚上我们在一起吃饭，粗茶淡饭他们居然没嫌弃，还喝起了白酒。杨记者和我拼起了白酒，我们俩都喝醉了，我口无遮拦地聊我的愁与烦：“医院还在非法行医，开业一年了，还没拿到营业执照。”
第二天清醒了，就有些后悔了，我是害怕呀。报道了我非法行医怎么办？病人知道了，要出院怎么办呀？医院的好局面，是我们全体医护人员打拼一年的结果，是大家汗水的结晶，他们万一报道了，有可能招来毁灭之灾，之前的努力可能就要付之东流了。
还想和记者们沟通一下，哪知人家要走了，我拼命地挽留：“吃了中午饭再走吧。”但他们还是走了，我忧心忡忡。找卫生部门补上执照？可是一两天也补不上啊，也不可能那么容易就给补的，能补上也不用无证开业了。我实在想不出解决的办法，只好硬着头皮等着那可怕的消息。
一周过去了，没有消息，卫生部门也没来找茬儿。
又过了几天，突然接到一位女士从广东打来的电话说：“从报纸上看到你回国创业，医院开业一年了，还没有执照。我这几天就买票，飞到山东给你搞定，你这样的人才，从美国回来办好事咋这么难，真是苍天不长眼。”
我很吃惊，这人是谁呀？她怎么知道我？我们又不认识，她说的是真的吗？一系列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着，一时竟不知道如何处理，如何回答，只是对着话筒“嗯，嗯”。
第二天，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，我接到了山东省委办公厅的电话，说吴官正书记过问此事了，这位办公人员让我放心：“领导一定给你主持公道。”
我就像堕入雾中，又似在梦中，但我清楚，一定与杨建军记者的报道有关，就给他打了电话，他说：“保法，为你出口气呀。”他在《中国青年报》上报道了我们：“没有执照，是因为卫生局54次检查过于挑剔不让通过。”真相大白，一片哗然，有好多人为此事鸣不平。
坏了，这不是又要出事啦？我害怕此报道得罪了卫生部门，赶紧跑到卫生局做汇报，做检讨，卫生局长真生气了：“哎哟，于保法，你怎么搞的嘛。”
我把北京记者来访的过程做了具体汇报，我说我一直害怕他们报道非法行医，违法经营，哪想到他们这样报道，这也不能全怨我呀。
正在这时，广东那位素昧平生的女士又打来了电话：“我们明天下午就到山东直奔泰安，你就不用管了，费用我们自理，非帮你拿下执照不可。”
我赶快告诉她，我们省委书记过问了，基本办妥了。
“那更好，我就不去了，祝你顺利，有困难找我吧。”
由于医院刚刚起步，又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，那时的我，整个人的神经绷得紧紧的，再加上那女士的电话来去匆匆，我竟然忘记问她的名字，也没有留下联系方式。从那以后，她再也没有打过电话给我，我们失去了联系，真遗憾！
两周后的一天，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好消息，泰美宝法肿瘤医院领来了执照，是卫生局通知我们去领的，全院欢呼雀跃。
转眼十几年过去了，那个广东女士，我始终没有忘记，她多大年龄？做什么职业？什么模样？我完全不知，但有一点我敢肯定，她一定是一个爽朗的人，一个有能力的人。她是多么善良，多么侠义啊，我真该好好地感谢她。每次遇到广东的癌症患者，就好像是见到了她，我还去广东顺德会诊过多次，治疗过不少癌症病人，算是对她的一种报答吧。
对于吴书记的帮助，我从内心感谢，也无法回报，我就把当年在美国定做的中美国旗领带寄给他了一条，以此表达我的感激之情。
2003年我当选上了全国人大代表，吴书记那时是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书记了，在北京见到他，我当面表示了感谢，他还有些诧异，我就聊起了当年他过问我们医院执照一事，他笑了。他说当时中央有人电话询问此事，他觉得应该为回国人员创业开绿灯、行方便。
《中国青年报》力量真大，让我从中得到了帮助，还把我与吴书记联系了起来，把我与善良的广东女士联系了起来。
此后，我不断收到许多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，有的说：“你肯定有病，不然不会到这种穷地方办医院……”有赞我的：“你是活菩萨,好人……”也有示爱的：“愿当你的内助……”也有愿意来工作的，我都很感谢！
这一关过去，总算轻松了。头上没有了那顶“违法”的帽子，安心给病人治疗，这要比应酬社会上的好多事容易得多。
开业后医院病号挺多，有从外地赶来的，也有东平本地的，二者的比例几乎是1∶1。东平的病人如此之多，我认为应该搞一个肿瘤调查，于是我决定要下村入户进行普查。我明白癌症要早发现早治疗，才可以胜券在握：一是可以为患者省钱，二是可以减少患者痛苦，延长生命。普查的目的是预防、检查和治疗相结合。
一家私立医院，干一件公立医院没干过的事，并且要全程免费，这是体恤老百姓的一件好事。说干就干，从1998年11月开始，我带领一个医疗小分队，利用双休日，对东平县18个乡镇78万人口进行了普查活动。有这样一组数字：出动医护人员600余人次，捐赠药品2万余元，发放科普材料6万余份，义诊3500多人，普查人数38万，普查结果是癌症发病率2.8‰。
2.8‰的发病率连我都感到了吃惊，生活太不公平，总是跟农民过不去。而中国有8亿农民，虽然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，但遇到像癌症这样的大病还是没有办法。毛泽东主席曾号召我们：“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。”（毛泽东1965年6.26指示）现在我有了知识，有了能力，这也算是我对家乡人民的一个回报吧。
发表评论